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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巨来的贵人 王福庵的官印

2019-07-03 14:48:36       来源:文汇网    作者:邢建榕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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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巨来的《安持人物琐忆》算是一部回忆录,先是在广受读书人好评的《万象》杂志连载,赞之誉之者有之,訾之骂之者复有之。陈巨来擅篆,铁线功夫精到,依此加入上海中国画院者仅二三子;文章也老到,白描功夫了得,娓娓道来,引人入胜。

陈巨来写此书时,尚身处坎坷逆境,全凭记忆,没有资料参考,所作断断续续,真假虚实难免有误,这是肯定的。很大程度上,陈巨来视写作为一种郁闷中的排遣,虽然再三托人保存,期待今后出版,其实心里无底,并不清楚今后能否真的问世。能留下这么一部“新儒林”的当代掌故,恰如无心栽柳,不料却养成一片绿荫,后人徜徉其中,感受清风徐来,心旷神怡。放眼四望也难免有病树枯草,或拔除,或重栽,或不屑一顾均可,又何忍再予苛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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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陈巨来擅篆,文章也老到,《安持人物琐忆》娓娓道来,引人入胜。

程潜是陈巨来的靠山,也是他的贵人

《安持人物琐忆》中有一篇《记程潜与杨虎》,记述陈巨来与国民党军人程潜、杨虎之间的关系,兼及同属印人的王福庵。拍品市场上程氏函札二通亦与陈巨来有关。将陈巨来回忆与程氏函札对照阅读,以小见之,可以观察陈巨来回忆的可靠性有几何,以及一个军中儒将对篆刻艺术的痴迷程度;放大而言,可以观照那时文化人与军阀政客的交往生态。

程潜,字颂云,湖南醴陵人,早年入日本士官学校,老同盟会员,曾追随孙中山、黄兴参加反清革命。民国后,程潜仍数度出任要职,曾任国民党军委会参谋总长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、武汉行辕主任、长沙绥靖公署主任、湖南省政府主席等职,授一级陆军上将。1949年8月在长沙同陈明仁率部起义。

戎马倥偬之余,程潜喜与文人墨客交往,多才多艺,擅诗,能弈,写的“瘦金体”别具一格,尤喜收藏名家印章。他与陈巨来交往,当然都与篆刻有关,留存的信函内容也大抵如此。蒋介石上台后,程潜曾下野赋闲,在上海法租界思南路当寓公,业余喜爱临摹《石门颂》,买各种石章,请王福庵、邓粪翁、陈半丁、齐白石等人篆刻。陈巨来在《记程潜与杨虎》中说,当年他名气不如这些人,但其润例却在他们之上,每字要价三元,王、邓、陈二元一字,赵叔孺最高,为五元一字。

其时,陈巨来与画家陶冷月关系莫逆,陶用印均出他之手。陶的连襟系程潜部属,因而陶与程潜关系非同一般。通过陶的关系,陈巨来得以结识程潜,陶介绍他至程府治印,每字也是三元。去多了以后,两人很谈得拢,陈巨来说是“似有夙缘”,陈巨来尊称程潜为“老伯”,程潜则客气地称呼他为“巨来兄”。陈巨来其时不过30来岁,程潜却极为欣赏他的篆刻,认为其前途无量,有青出于蓝之势,竟连自己收藏的王福庵等名家刻章,也磨去请他重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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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陈巨来自刻的扇骨

1936年程潜去南京任军委会参谋总长,程潜的老部下杨虎在上海担任淞沪警备司令。那一年,陈巨来辞去上海警察局职务后,仅靠刻印为生,亟思谋一新工作。程潜是陈巨来的靠山,也是他的贵人,陈巨来有困难,程潜便以权谋私,介绍他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少校秘书,相当于吃空饷,算是给陈巨来一点报答。尽管如此,杨虎仅将陈巨来录为上尉书记,后在程潜压力下,才不得不升其为少校秘书。

陈巨来当闲差,拿钱不管事,时间余裕,则为程潜刻几方石章。一方面是陈巨来的作品颇得程潜的喜好,另一方面是陈巨来有意逢迎,经常为其义务劳动。有次程潜竟送来74方印章让陈巨来篆刻,陈叫苦不迭。陈巨来回忆,在司令部上班,不是与办公室同事聊天,便是为程潜刻印:“程公一共命余作印达200方以上,每星期必有一二函,均属刻印文语也,二年之间积函100封左右,在66年余全部呈于画院了。”

程潜喜欢传统篆刻艺术,最为推崇赵之谦。1936年5月16日,程潜在致陈巨来的一封信中写道:“此等文学艺术(指篆刻),近来虽受欧化影响,不为社会所注意,潜相信此等文化永古不磨。”他曾不惜重金搜集赵叔孺的印章,有次从古董商手里购得一方,再三把玩后,断定“似非伪作”,并写信告诉陈巨来,视如拱璧。

当时印坛执牛耳者,为赵叔孺和齐白石两人,前者印风渊雅合度、精谨超逸,后者则大刀阔斧、纵横开阖,为民国印坛并峙双峰。陈巨来系赵之弟子,亦以工细精到而著誉印坛,被赵誉为“元朱文为近代第一”。程潜与齐白石虽为湖南老乡,却抑齐扬赵。赵叔孺时居沪上,程潜在陈巨来陪伴下去拜访过他。程潜见赵,并不摆官架子,反而如学生见老师,侧身半坐,十分恭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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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陈巨来画松,吴湖帆补石,谢稚柳题记。

程潜对于陈巨来勉励有加,常鼓励说:“欲成大器,当自刻苦精心得来,非偶然也。”每见陈氏佳作,喜不自胜,说:“日加精进,足堪庆贺。”

程潜对于印章材质尤为考究,刻印多用上等青田、鸡血甚至田黄,尤喜用青田石篆印。有一种上品青田石,质地莹润,俗称灯光冻。有次他请陈巨来刻黄山谷句“一日思亲十二时,一日思君十二时”,要求“此石必求佳者,现已无田黄,只好用最佳之灯光冻如何”?

在程潜写给陈巨来的函中多有提及“鸡血潜处亦有上品”,“近得青田甚多,品质均系上等五彩青田,其质尚佳,将来可改为数对”云云,说明他藏有不少优质石材。他也曾请陈巨来帮忙购买青田石。不过陈巨来在《记程潜与杨虎》文中说:“惜其究为武人,所藏均新石,少不了上掮客的当。”

王福庵在印史上的地位,非同一般

前述陈巨来入幕杨虎麾下,以程潜当时的权势和关系网,介绍一个工作岗位绝无问题。陈巨来在《记梁众异(鸿志)》一文里说,其时王福庵恰好辞去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技师一职,陈巨来愿意顶替,毕竟专业对口。程潜以为一句话可以搞定,不料文官处长不听招呼,认为陈巨来太年轻,需要历练,只能给一个技佐职位,每月薪水180元。陈巨来对待遇满意,但王福庵是技师,他做技佐,怕被人看轻,最后婉拒了。

王福庵名禔,号福庵,浙江杭县人。王福庵之篆刻初师浙派各家,能得其神韵,后兼及皖派、新浙派,所刻均古茂醇厚,少年得志,25岁参与创设西泠印社。王福庵是书生,对政治不感兴趣,为稻粱谋,先后在北洋政府、国民政府和伪维新政府担任篆印工作。上世纪20年代,他在北洋政府印铸局任职,以“铁线篆”名震京华,被视为吴昌硕、赵叔孺之后印坛扛鼎人物。但他到上海后,陈巨来并不买账,所以陈订的润例超过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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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王福庵

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,日军扶植北洋遗老王克敏在华北成立了伪政府,同为北洋旧人的梁鸿志也下水,而且野心更大,在华中地区另立伪政府,取“中华民国政府”之名,以自抬身价。在机构设置上,也效仿国民党政府,行政院、立法院、司法院一应俱全,梁鸿志自任主席。

在北洋时期,王福庵就结识了段祺瑞的亲信梁鸿志。这时,梁邀他篆刻伪政府的官印,准备伪政府成立时启用。王福庵接命后,共刻了十余方大印,计有中华民国政府之印、行政院印、立法院印、行政院秘书厅之印、行政院考试局之印、行政院侨务局之印、行政院铨叙局之印、行政院典礼局之印、行政院印铸局之印等,一并交给梁鸿志复命。梁对所刻样式和规格均表满意。

可是,这批印章并未启用,日军觉得梁鸿志即使欺世盗名也不够资格,于是才有了后来汪伪政府的粉墨登场。相应的,王福庵所篆刻的印章,如“中华民国政府之印”也被作废。

梁鸿志退而求其次,在南京成立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”,维新政府不设主席,只设行政、立法两院以及各部、局等,梁任行政院长,仍需要官印发文。于是梁鸿志从旧刻中捡出“行政院”“立法院”两印充数,其余请王福庵再刻。

陈巨来在《记梁众异(鸿志)》一文中说,王福庵之所以再出山,是以为可以担任维新政府印铸局局长一职,但梁鸿志只知道派任务,并没有如王福庵所愿,王福庵一气之下,撒手不干了,隐居于上海四明村鬻印为生。此乃陈巨来的猜测。不管怎样,王福庵倒是脱离了这一污浊之地,而陈巨来不怕一身膻,接替这项烂尾工程,担任了维新政府印铸局科长。“当时即以王福庵所篆印样全部交余带回,命招刻字工人开隽了(全为木质),一共数十方之多。”梁鸿志对陈巨来说,“你做过杨虎、程潜二人秘书,140元是不够的”,给予陈巨来每月320元的高薪。陈巨来以为,这与送过图章给他有关。

抗战胜利后,陈巨来说是为了避免给王福庵留下后患,让人捏住其汉奸把柄,将王福庵的篆印稿全部付丙,而王福庵不知也。他似乎做了件厚道之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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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王福庵的 《官印留稿》意义非凡

王福庵也是有心之人,他任职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时,精心留存了国民政府全套官印样稿,抗战胜利后,他将之精装成册,名为《官印留稿》。从“中华民国之印”到各院各部乃至下属各县之印,煌煌十大函,60册,计3000多印。王福庵在该稿序言中说,当时每印仅拓两份,一份归档保存,一份归经篆技师收藏,经历各种战乱后,印章或许已散失不少,这部印稿因此意义非凡,“幸毋轻视之也”。可惜,这部印稿迄今未见面世。

庆幸的是,国共双方均未追究陈巨来和王福庵的汉奸之罪,毕竟只是技师而已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陈毅市长还专程来四明村看望王福庵,请他再次出山,刻制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印”。王福庵大为感动,却因年老体衰,怕有辱使命,遂推荐其弟子顿立夫接受这一重任。历届政府官印均委以王福庵,从这一角度看,王福庵在印人和印史上的地位,不但绝无仅有,而且非同一般。

陈巨来、王福庵还得到过政府的奖励。陈巨来刻了一方章托人呈送给毛主席,中央办公厅回函予以鼓励;王福庵一次性捐出所篆印章306方,上海文管会也给了他1000元奖金。1956年上海中国画院筹备期间,王福庵与陈巨来双双入选专职画师。可惜没等到画院正式成立王福庵于1960年病逝,不然他与陈巨来必是新社会印坛之双雄。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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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徐锋